本文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2016年3月，继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与棋王卡斯帕罗夫的国际象棋大战之后，又一次人机大战在古老的东方游戏——围棋——上演。与韩国著名棋手李世石九段对阵的人工智能程序被命名为“AlphaGo”，其中的Alpha是排位第一的希腊字母（α），与“Go”连在一起可谓一语双关，既可以理解为“最初一步”，也可以看做“第一围棋”，因为英语对围棋的称呼，正是“Go”。
1、源于中国的围棋
究竟是何人发明了围棋，说法甚多。追溯最远的一种说法是“尧舜造棋”，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丹朱”。至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已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成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
▲隋朝青瓷19道围棋盘（复制品）衢州博物馆藏
自秦汉到南北朝，围棋棋盘从十七道发展到了十九道，已经和今天没什么两样了。根据出自敦煌石室的写本《棋经》（面世时代大约在北周时期，是传世最早的写本围棋著作）的记载：“棋有三百六十一道放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一，即19x19所得之数。1959年5月在河南省安阳市豫北纱厂附近，发掘出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张盛墓，其中出土的青瓷围棋盘为正方形，高4厘米，盘面每边长10.2厘米，纵横各十九道，是为现存最古老的十九道围棋盘。
2、安阳出土的隋代棋盘
南北朝时期是围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已经开始按棋艺的高低将棋手分为不同的等级。南朝的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设立了“棋品制”，将棋品定为“九品”，沿袭至今的段位制即来源于此。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围棋经朝鲜半岛传到了东邻日本。根据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万叶集》的记载，日本遣唐使随员中也有棋师一名；这些棋手和棋师来到中国，目的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棋艺。从此，围棋即与汉字、筷子一样，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标志，也在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中国，作为“文人四友”（琴棋书画）之一的围棋，只不过是民间士大夫的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并没有登上大雅之堂。
唐、宋两朝曾在翰林院设置了“棋待诏”的官职。顾名思义，“待诏”就是等待皇帝的诏书。棋待诏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等待皇帝的诏书，陪侍皇帝下棋。由于能够接近皇帝，虽然棋待诏只是一个九品芝麻官，倒也成为一些人的晋身途径，如唐顺宗时的王叔文，就是因为在下棋过程中，受到皇帝的赏识，后来竟然当了宰相。但朝廷设置棋待诏的动机无非是为招揽一名围棋高手取悦皇帝，并未在组织上与资金上来培植职业棋手阶层，也就谈不上改变中国围棋活动的无政府组织的自然状态。而棋待诏作为可有可无的闲官，到了明清时期被取消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因坊家的开山祖师算砂，出生在动荡的战国时代，童年时家庭贫困，因此和许多穷人家的小孩子一样自幼出家，法名寂光寺日海。
与在古代中国始终是纯粹民间活动的情况截然不同，围棋在日本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植。十六世纪后期，僧人日海（初代的本因坊算砂，本因坊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围棋四大家：本因坊家、安井家、井上家、林家之首。）以其高超棋艺被织田信长称赞为“名人”，稍后又被丰臣秀吉授予“棋所”的荣誉头衔。到了江户幕府建立后，幕府的寺社奉行统管棋界，给予一定俸禄令棋手能够安心下棋而无后顾之忧，棋界第一人——同一时期唯一的九段棋手——亦将登上“名人棋所”的至尊之位，获得主持御城棋赛（在幕府将军面前举行的正式比赛）、评定段位、颁发证书、掌管棋界一切仪典等权利。
3、近代棋运的转折
同样是在十六世纪，渡海而来的西欧人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围棋。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
中国人有好几种这类的游戏，但他们最认真从事的是玩一种在三百多个格的空棋盘上用两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这种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数的空格。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这样可以把空格占过来，占据空格多的人就赢了这局棋。
一望即知，这显然就是指围棋，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利玛窦居然不曾记录下它的名称——可能是出于不屑，因为在他的日记里，这段文字所属章节是“关于服装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若非如此，正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术语一直沿用到今日一样，由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翻译成当时全欧洲通行的拉丁文的利玛窦日记，出版于1615年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肯定会将“围棋”的名字传播到整个欧洲的。
利玛窦首次记录围棋后的二百多年后，洋人的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东方大门，无论是大清帝国还是日本的德川幕府俱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句话叫“国运衰，棋运衰”，用来形容晚清时期跌落到谷底的中国围棋当然是不错的，但一衣带水的日本围棋境遇则稍有不同。“黑船来袭”（编者注：指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事件。）之后，当幕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时，日本围棋却发展到了古典时代的巅峰，因动画片《棋魂》而知名度甚高的本因坊秀策（七段，1829-1862年）就活跃在这一时期。反而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为之一变，以穿西服吃牛肉为时尚，围棋的待遇一落千丈。东京府厅下令停发给予棋手的俸禄，历代棋手苦苦追求的至尊之位“名人棋所”也无人过问。可以说，这时候的日本围棋，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境地，与中国的情况无甚区别。
▲本因坊秀策画像
好在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棋手组织保住了日本围棋的血脉。幕府时代的日本棋手分属“棋院四家”：本因坊、安井、井上、林。此类师家常具有人身依附的封建帮会性质，靠师徒关系维持。这一体制虽然陈旧僵化，却也避免了日本棋界沦为一盘散沙的最坏结果。待到时局稳定之后，“（村濑）秀甫创立了方圆社，拯救了（日本）围棋”。自发组织的围棋社团“方圆社”（1879年成立）崛起后，采取出围棋书籍、下指导棋等方式让围棋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去，为日本围棋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找到了一条发展之路，并最终促使日本棋院在1924年成立。
▲《坐隐谈丛》
此消彼长之下，日本的围棋水平终于超越了围棋的母国。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围棋史书《坐隐谈丛》中曾记载：“从中国输入的文物中，影响至深者当首推围棋。三百年前日本便远远凌驾于中国之上。所以围棋已成为本朝之国技，此乃汲取世界之长的颇为得意之作。”“三百年前”当然是妄自尊大之语，但当时中国围棋的衰落也是不争事实。就在前一年（1909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四段（1882～1951年）访华，这位要被本因坊秀哉让二子（表明实力悬殊）的日本二流棋手竟战胜了所有中国名手，并将对手纷纷降至让子，令人瞠目结舌。
4、机缘巧合的日本名称
▲翟理斯
正是在这种日本围棋一枝独秀的局面下，西方人又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古老的东方游戏。1877年，一位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驻华英国外交官员翟理斯（Herbert Allan Giles），在其13页的长文《围棋，中国的战争游戏》中，向欧洲介绍了基本上完整的中国围棋规则，并将围棋按照汉语发音称为“Wei-Ch'i”。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关于中国围棋的引介，并未引起当时西方人的足够重视。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人奥斯卡·科歇施特（Oscar Korschelt）受聘担任日本铁路技术顾问，居留日本将近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围棋，并得以跟随当时日本（同时也是世界）最强棋手，方圆社社长村濑秀甫（八段，十八世本因坊）学习围棋。当科歇尔特认识到围棋的魅力足以挑战西方世界流行的国际象棋时，便决心向欧洲介绍围棋。
从1880年9月起，科歇尔特在德国的一份大型杂志“德国东亚研究协会”会刊“Mitth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r Natur and VolkerkundeOstasiens”的第21-24卷上，开始连载系列围棋文章“Das Japanisch-Chinesische Spiele‘Go’”（《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围棋游戏》）。1881年，该文的单行本“Das Japanisch - Chinesische Spiele‘Go’，Ein Konkurrent desSchach"（《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围棋游戏：国际象棋的竞争对手》）在日本横滨印刷发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本用西方语言（德文）写成的完整的围棋书籍。科歇尔特在介绍围棋的文章里写道：“我深信，为了使围棋在欧洲得到重视，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编写一本阐明围棋战略的完整清晰的教程。我们的国际象棋界将认识到围棋技巧的独特和深度完全能与象棋媲美，围棋会很快和象棋一样得到人们的热爱。”
他的预言是准确的。1882年，莱比锡就已经出现了围棋群体。到了1902年2月，新西兰南部商业中心达尼丁的一份周报《奥塔哥见证报》（Otago Witness）第一次将科歇尔特发表在杂志上的围棋文章从德语翻译成了受众更为广泛的英语，围棋随之传入了整个西方世界。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科歇尔特完全是在日本了解到了围棋，因此他对围棋的称呼顺势借用了日语说法。由于日语对围棋的称呼是“囲碁”或者“碁”（“碁”是“棋”的异体写法），读作“いご（igo）”及“ご（go）”。机缘巧合之下，“go”遂变成了西方语言对围棋的最常见的称呼，著名的《韦氏新大学词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就对“Go”这个词作了如下解释：“go（JP）（1890）：an oriental game played between 2 players who alternately placeblack and white stones on a board checkered by 19 vertical lines and 19horizontal lines in an attempt to enclose the larger areaon the board。”
